安源位于江西萍乡市东南，有着丰富的优质煤炭。1898年汉阳铁厂督办盛宣怀引进西方资金和技术创办了萍乡煤矿，并于1899年兴建了专门运煤的株萍铁路。安源路矿就是萍乡煤矿和株萍铁路的合称，20年代初，有工人1.3万多人，是当时中国产业工人最集中的地区之一。
   1921年秋，28岁的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湖南支部书记，以走亲访友的名义第一次来到安源，准备在安源发动工人运动。由于安源工人在经济上深受剥削，矿局拖欠工资，奸商哄抬物价，1922年5月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成立，提出了“创办消费合作社可买便宜货”的宣传口号。1922年7月召开的中共二大通过的《关于工人运动和共产党的决议案》《附加决议案》中提出，“工人消费合作社是工人利益自卫的组织，共产党要重视此种组织。”
   1922年7月，中国工人阶级最早的合作经济组织——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正式成立，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党支部书记李立三兼任总经理。由于李立三工作繁忙，无暇顾及，合作社也没有独立的经营商铺，只设立在工  人补习夜校内。因此，李立三前往长沙，请求毛泽东能否派出能人去安源把合作社壮大起来。李立三说：“要巩固和扩大罢工斗争的胜利成果，就必须办好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以减少奸商和矿局对工人的中间剥削，减轻工人的生活负担，赢得工人对俱乐部更大的信任和拥护。”毛泽东表示，这件事很重要，要认真考虑一下合适的人选。11月，中共湘区委员会派易礼容、毛泽民等来安源协助筹办消费合作社。
   1923年2月7日，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租用“刘协记”南货店，作为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社址正式营业。合作社门前恭贺声不断，鞭炮齐鸣，门框左右贴着红对联，上联为：生财之道意在工农，下联为：合作经济利在民众。
   正式开业后的消费合作社由易礼容任总经理，朱少连任副总经理。1923年3月，易礼容离开安源后，由毛泽民任代理总经理、总经理。合作社设立兑换、粮食、服物、器用四个股，分别经营兑换银钱和贩卖日常生活物品业务，每股设经理一人，毛泽民为兑换经理，唐升超为粮食股经理，陈枚生为服物股经理，谭茂林为器用股经理。新街分社除设粮食、兑换两股外，还设立了南货股，社长为宁迪卿。合作社聘请营业员十余人，伙食由合作社供给，另发薪资数元，最多者不超过15元。林育英、毛新枚、毛福轩、李谓璜、周辅仁等都在消费合作社中当过营业员。
   为了支持毛泽民更好地开展消费合作社工作，李立三把自己来安源后了解掌握到的工人情况一一向毛泽民作了详细介绍。与此同时，毛泽民也开始了大量的调查研究。他利用各种机会深入矿井、工棚，与工人谈心，了解疾苦，倾听呼声，还把资本家残酷剥削工人的各种政治经济手段一一记录下来，一边反馈给李立三，一边据此有针对性地改善合作社的各种消费品。工人们最需要什么，他们就千方百计保障供给，做到任何时候都不缺货。在调查中，毛泽民发现工人家属经常拿着自己生产的土特产到街市上去出售。于是，他立即做出决定，矿工家属们可以拿土特产到合作社来换所需的生活用品，这一看似不经意的决定，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不仅方便了工人家属，使她们有更多的时间去生产土特产，无形中又增加了工人家庭的一笔基本固定的收入，大大改善了生活。而合作社再把这些土特产拿到萍乡和其他城市去卖，来回不走空，两头赚钱，股东们的分红也就增加了。所以，在安源提到工人俱乐部，说到消费合作社，不论是工人，还是工人家属，无不竖起大姆指。工人俱乐部、合作社在萍乡路矿已经深入无数工人之心。
   合作社刚开张时，主要经营布匹、油、盐、米、茶和其他日用杂品、小百货，经营布匹主要是考虑到井下矿工衣服磨损大，是他们消耗最大的一宗商品。消费合作社的所有商品都只有微利，尽可能让利于消费的矿工兄弟们。为了让群众在合作社买到物美价廉、称心如意的生活用品，毛泽民经常到工人和家属中进行调查，根据群众的需要，派人去长沙、汉口等地去采购货物。有时，他还亲自出马。为了减少运费，购回的货物一般由俱乐部所属的株萍铁路职工顺车捎回。这样一来，消费合作社售出的货物价格比当地市场至少便宜1∕3以上。
   除了为工人群众提供生活服务，办好消费合作社还是工人与资本家进行经济斗争的手段之一，毛泽民没有忘记共产党员这样做的根本目的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开展工人运动。所以，他指示合作社，代售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刊以及《新青年》《先锋》《工人周刊》和《京汉工人流血记》等革命书刊。消费合作社在门口的销售广告上醒目地写着：“处在军阀和外力压迫下的中国人民，谁能引导他们向解放的路上走呢？只有马克思派陈独秀们所办的《向导》周刊！”号召工人群众踊跃购阅。
   随着消费合作社的不断壮大，合作社几乎垄断了安源煤矿的消费市场。在当年消费合作社的一份月报表上，清晰地记录着当月销售情况：销售出大米500石，食盐万斤，食油4000斤，煤油2000斤，布匹约值3000元，日用品值千余元，兑换银元2万元，售货总额约1.3万元。这对于当时仅有8万人口的安源来说，已是相当可观的数目。到1923年8月，合作社商店由1个增加到3个，管理人员和营业员增加到约40人。

（摘自《中华合作时报》）